杜鹃花的发展历史

杜鹃在中国的发展史
杜鹃花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神农本草经》，书中将“羊踯躅”列为有毒植物。杜鹃花的栽培历史，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到唐代，出现了观赏的杜鹃花，此时杜鹃花就已移栽入庭园栽培，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年）对杜鹃花情有独钟，不但写下了许多赞美杜鹃花的诗句，而且还亲自移植栽培，第一次移植未成活，写下了“争奈结根深石底，无因移得到人家”；820年终于移植成活，诗曰：“忠州洲里今日花，庐山山头去年树，已怜根损斩新栽，还喜花开依旧数。”据记载，
唐贞观元年（785年）已有人收集杜鹃品种栽培，最有名的是镇江鹤林寺所栽培的杜鹃花。

宋代对杜鹃花的栽培又有新的发展，诗人王十朋曾移植杜鹃花于庭院：“造物私我小园林，此花大胜金腰带。”南宋《咸淳临安志》：“杜鹃，钱塘门处菩提寺有此花，甚盛，苏东坡有南漪堂杜鹃诗，今堂基存，此花所在山多有之。”说明杜鹃花在杭州庭院已多见。

明代，对杜鹃花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如志凉《水昌二芳记》，1563年《大理府志》、1587年李时珍《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等刻本中都有不同程度关于杜鹃花的品种、习性、分布、应用、育种、盆栽等记载。如1563年《大理府记》中，记载杜鹃花谱有47个品种，大理的崇圣寺、感通寺等寺院已栽种杜鹃，并育成五色复瓣品种，《草花谱》记有“杜鹃花出蜀中者佳，谓之川鹃，花内十数层，色红甚；出四明（今浙江四明山）者，花可二、三层，色淡”。

清代，已经有了杜鹃花的盆景造型，朱国桢《涌幢小品》记有“杜鹃花以二、三月杜鹃鸟鸣时开，有两种，其一先敷叶后著花（先叶后花）色丹如血；其二先著花后敷叶（先花后叶）色淡，人多结缚力盘盂翔凤之状”之名。而且，对杜鹃花的栽培已有一整套的经验，记载也多，如《花镜》《广群芳谱》《滇南新语》《盆玩偶录》等。嘉庆年间（1796-1820）《苏灵录》将杜鹃花盆栽列为“十八学士”第六位。道光年间（1821-1850）《桐桥倚棹》中提到“洋茶、洋鹃、山茶、山鹃”的记载，说明此时中国内已引入国外杜鹃栽培了。

正因为杜鹃花在园林上的价值，早在19世纪末，西方多国就多次派人前往中国云南，采走了大量的杜鹃花标本和种苗。其中英国的傅利斯曾先后七八次，发现采走了309种杜鹃新种，引入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夸耀于世的几百种杜鹃多来自云南。而1919年傅利斯在云南发现了“杜鹃巨人”大树杜鹃。它一棵高25米，胸径87厘米，树龄高达280年的大树砍倒，锯了一个圆盘状的木材标本带回国，陈列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公开展出，一时轰动世界。大树杜鹃已经受到国家保护，它是云南的骄傲，中国国宝。

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以外杜鹃园艺品种开始进入中国上海、无锡、广州、宁波、福州、厦门、青岛、丹东等沿海城市。无锡有园艺爱好者每年向日本的“蔷薇园”、“百花园”和“横滨植木式会社”邮购杜鹃花苗木。上海真如黄园，是辛亥革命后黄岳渊先生建立的花木场，面积7公顷，收集种植杜鹃花品种是国内最多的花圃，有毛鹃30余种，东鹃500余种，夏鹃700-800种，西鹃近100种。

近代植物学上的拉丁属名系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于1753年建立的，由希腊文“Rhodon”（意为蔷薇色）和“Dendron”（意为树木）两字合成，中文译意为红色树木，即中国所通称的杜鹃花。

杜鹃在世界的发展史
杂交是两种不同的物种相交配，产生既结合了两者的性状而又与这两者相异的后代的过程。人工杂交的目的是把双亲最优秀的性状结合起来，达成大自然还未完成的作品。例如，把一个亲本的顽强易活的性状与另一个亲本的花朵硕大的性状结合起来。

19世纪早期出现了对落叶杜鹃最早的杂交。有着最早记录的是佩日珂丽梦诺德杜鹃clymenoides（um的美国亚种）和泊妮提库幕杜鹃icum（一种分布在很多原始森林并被移植到英国的常见的淡紫色植物）的一次偶然的杂交。这次看起来不可能的杂交培育出来的品种被称作‘azaleadendron’（阿飒丽登琼，这个英文词其实是azalea和rhododendron的缩合），它并非azalea杜鹃和其他杜鹃花rhododendron属的杜鹃杂交独有的例子，这项杂交培育出来的杜鹃花——袭玻日杜幕杜鹃idum也加入到1814年在爱丁堡的皇家植物园的收集中。

有一些早期的记录为人们研究杜鹃花最早如何来到英国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线索。菲利普·米勒从1722年到1770年一直在伦敦的切尔西花园（Chelsea Garden）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撰写了《园丁词典》（The Gardners’Dictionary）。1759年，这本书的第七版出版，它广泛地讨论了常绿杜鹃和落叶杜鹃。1768年的第八版特别列举了紫蓝杜鹃（atum，音译为如飒图幕杜鹃）——中国的山地品种——和菲日吉妮姆杜鹃（ugineum）——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常见天然品种，也就是人们所知道的阿尔卑斯玫瑰。菲利普·米勒继续写道：“还有其他天然长在东部国家和美国的品种，但是在英国的花园里是我只看到过上述两种。”也就是说虽然英国已经引进了一些杜鹃花品种，但是他还没有亲眼见过。在更晚的版本中，他提到了喀莱杜拉斯杜鹃ndulaceum（ndulacea）——一种美国杜鹃，早至1734年就已通过种子引进。他还说“其他有意思的杜鹃长在土耳其的潘提卡地区，另外的在印度。但是并没有在英国花园的，因此我也就不详细阐述了。”当然，米勒提到的第一种杜鹃，露特幕杜鹃（um）到仍然很受欢迎。它是1793年引进的。它有着甜甜的花香，甚至也可以说它拥有所有杜鹃中最富魅力的秋色。

到了十九世纪早期，英国人对杜鹃花的兴趣越来越浓，并乐意为它们出极高的价钱。潘维科（Mr. Pewick）先生的销售记录显示“很多杜鹃都是极其受欢迎的，并且卖出了高价，有一种杜鹃花甚至卖到了二十几尼（英国的旧金币，一几尼值一镑一先令）。”但是对杜鹃花的引进主要是在19世纪中期。在1848年和1849年，约瑟夫·道尔顿·霍克爵士收集并描述了四十多种新的杜鹃品种，比所有当时正在栽培的所有杜鹃花的总和还要多。他把这些新杜鹃的图画和描述寄回英国，并在他的书《锡金-喜马拉雅杜鹃花》（Rhododendrons of Sikkim-himalaya）中出版，轰动一时。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azalea。莫尔杜鹃（e）可能是落叶杜鹃中最重要的发现了。

此外，人们也忙于培育杂交品种。在1804—1834，比利时的根特城，一个名叫皮莫迪埃（P. Mortier）的面包师开始培育根特杂交杜鹃。他采用了三种美国杜鹃（azalea）——喀莱杜拉斯杜鹃ndulaceum，努笛芙洛润杜鹃florum, 斯佩吉奥苏杜鹃iosum——和来自黑海的露特幕杜鹃uml来培育一种茁壮、香甜、抗寒能力强的杜鹃新品种。尽管绝大部分的根特杂交杜鹃已经被更为现代的品种所取代了，但是仍有一些留存下来。例如，葛洛丽亚萌蒂（Gloria Mundi，意译为“世界的荣光”），橘红色的蔻珂斯妮 斯佩塞娥飒（Coccinea Speciosa，意为火棘与贝木兰，一种美丽的杜鹃花azalea，六月开花）。留存下来的根特杜鹃都很动人。一般都有很多小巧的花，并且很多都重瓣。例如那喀索斯芙洛拉（Narcissiflora，意译为水仙），花朵呈柔和的黄色，很受欢迎。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重瓣的花，但是在19世纪晚期却风靡一时。大概同一时期，比利时培育了另一类杂交杜鹃。它们是汝斯提卡（Rustica） 和芙洛普莱诺（Flore Pleno，意为重瓣花），重瓣，比根特杜鹃晚一到二个星期开花。

在荷兰和比利时，杂交都取得了重大进展。1895年左右，在博斯库（Boskoop，荷兰西部城市），M. 考斯特（M. Koster）和逊尼斯（Sons）苗圃公司开展了一些关于落叶杜鹃的激动人心的工作。他们把奥科斯丹特尔杜鹃（Occidentale）和茉丽斯杜鹃（Mollis）杂交，结果培育出了一些花色秀丽，带有香气的奇妙的杜鹃花。其中一部分仍在栽培。例如德丽喀提斯玛杜鹃（catissima）。它的花蕾为柔和的黄色，开放后呈奶油色。还有美丽的艾克斯吉斯特杜鹃（Exquisite，意为优雅）和格拉西奥萨杜鹃（Graciosa）。

英国人在增加落叶杜鹃品种方面也做了很多贡献。起先这些活动的中心在离萨里郡（Surry）的巴沙特（Bagshot）不远的克纳普山（Knap Hill）花园。安东尼·沃特伦（Anthony Waterer）参与其中，并培育出了美丽出众的杜鹃。威斯利（Wisley）——皇家园艺协会的花园的产地——也培育出了出色的杜鹃花。在这里杜鹃花往往以河流来命名。例如，“艾文（Avon）”、“麦德威（Medway）”“斯陶尔（Stour）”、“剑河（Cam）”、“基隆（Frome）”、“泰河（Tay）”、“泰晤士（Thames）”和“特伦特（Trent）”。克纳普山（Knap Hill）花园培育出来的杜鹃则多以鸟类命名。例如，“红腹灰雀（Bullfinch）”、“秃鹰（Buzzard）”、“塘鹅（Gannet）”、“黄莺（Golden Oriole）”、“茶隼（Kestrel）”、“田凫（Lapwing）”、“企鹅（Peguin）”、“红脚鹬（Redshank）”和“白喉雀（Whitethroat）”。

位于新森林的埃克斯伯里花园（Exbury）对杜鹃花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早期，莱昂内尔·德·罗斯希尔（Lionel de Rothschild）就是在这里继续培育克纳普山（Knap Hill）杜鹃并开展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杂交实验。人们今天之所以能欣赏很多美丽的杜鹃，最大的功臣就是埃克斯伯里花园。埃克斯伯里花园（Exbury）/克纳普山（Knap Hill）对杜鹃花的命名更富于想象力。例如“芭蕾舞女（Ballerina）”、“萤（Firefly）”、“霍特斯柏（Hotspur，意为热靴刺）”、“吉玻腊塔（Gibraltar）”、“安娜贝拉（Annabella，爱尔兰地名，也是一法国女影星的名字）、“丹吉尔（Tangier，摩洛哥地名）”、“粉色欣喜（Pink Delight）”、“柔唇（Soft Lip）”、“布莱特斯照（Bright Straw，意为鲜亮的稻草）”。这些杜鹃渊源不一。绝大部分可能来自于克纳普山（Knap Hill），另外一些是埃克斯伯里花园自己培育的，后来便作为母株。一些埃克斯伯里的亲本植株仍然被广泛地种植，例如“草莓冰（Strawberry Ice）”、“皇家洛奇（Royal Lodge，音译为洛伊儿洛奇）”、“加里波利（Gallipoli，土耳其地名）”、“金色号角/喇叭（Golden Horn）”、“乔治·雷诺茨（George Reynolds，可能是以摩门教圣徒领袖命名）”、“赛茜儿（Cecile）”、“贝丽络斯（Berryrose, 意为浆果玫瑰）”、“巴斯丽斯克（Basilisk，意为蜥蜴）”和“巴西（Brazil）”。

一些年后，在靠近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也叫基督城）的埃勒姆庄园（Ilam State），一个新西兰栽培者埃德加·斯坦德（Edgard Stead）引进了一些埃克斯伯里的亲本植株并发展了独立的品系。他为埃克斯伯里增添了大花朵，晚花期，浓香位的品种。特别是花朵呈橘色到红色的埃勒姆杜鹃（Ilam azaleas）在美国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另一个新西兰人吉·斯·叶芝（s）进一步发展了埃勒姆杜鹃。美国育种者大卫聚·里区（David h）用从新西兰寄去的杜鹃花种子种植了成千上万的杜鹃，丰富了美国市场。其中有一些——如“坎特伯雷（Canterbury，英国地名）”、“毛利（Maori）”和“春日喝彩/春日飒尔福（Spring Salvo）”——是美国花园里常见的杜鹃花。

落叶杜鹃杂交品种的发展——除了明尼苏达州（美国州名）还在培育“北极光（Northern Light）”以外，侧重点已愈来愈趋向于常绿杜鹃。所谓常绿杜鹃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常绿”。它们的叶子是二态的，简单的说，它们有两种叶子。春天的叶子在花期或花期刚过时沿枝条生长。它们在秋季凋落，一般凋落前已转为黄色。另外一些叶片在初夏生长。它们比起春天生长的叶片来得更厚、更小、更强韧，颜色也更深。它们密集于枝头。除掉像印蒂卡杜鹃（cum，意译为蓝花杜鹃）可一直持续三年外，它们一般在来年春天落叶。在冬季，它们通常转为微红色。若是天气实在很冷，绝大多数就会掉落。
常绿杜鹃偶尔也会被叫做日本杜鹃。这有些误导性，因为并非所有的原生母本杜鹃都来自于日本，也并非所有的杂交品种都在日本培育。这也容易引起混乱，因为它易引发人们对日本杜鹃（nicum）的误会。它实际上是一种落叶杜鹃，是露特幕杜鹃um的副系列。

所有的常绿杜鹃最初都来自于亚洲。除了塔诗洛杜鹃（iroi，它有自己的副系列），它们都属于奥波图斯穆杜鹃（Obtusm）的副系列。根据皇家园艺协会的杜鹃手册，副系列包含四十个品种，其中二十四个品种不被栽培。剩下的十六个品种中，大约有一半被广泛用于杂交。主要的有：牧珂洛娜图姆杜鹃（onatum，意译为白花杜鹃）、丽娜日芙丽幕杜鹃（arifolium）、印蒂卡杜鹃（cum，意译为蓝花杜鹃）和卡木普菲日杜鹃（pferi）。
事实上，人们对前面的两种牧珂洛娜图姆杜鹃（ onatum，意译为白花杜鹃）和丽娜日芙丽幕杜鹃（arifolium）是否真的是常绿杜鹃品种存在怀疑。它们在日本已经栽培了三百多年，野生的已无可寻觅了。但是常绿杂交杜鹃是完全是人工的。它们的谱系不再仅仅是还能在野外找到的原始母本了。

日本园艺师们用久留米（Kurume, 日本地名）杜鹃花为现代的常绿杜鹃做了重要贡献。这项工作持续了很久以至于难以追寻这些杜鹃花的自然母本。一些专家认为久留米杜鹃并非来自于杂交，而是野生秋斯阿努幕杜鹃ianum的变种。其他专家则认为久留米杜鹃种类繁多，不可能全都来自于一个品种，因此起初就肯定已经有了杂交。这种学说的倡导者认为在久留米杜鹃的发展中可能包含有三个品种：秋斯阿努幕杜鹃（ianum）、卡木普菲日杜鹃（pferi）和石岩杜鹃（sum，音译为奥波图苏幕杜鹃）。它们生长在九州岛——日本主要岛屿的最南方。前面两种秋斯阿努幕杜鹃（ianum）和卡木普菲日杜鹃（pferi）生长交汇处，可能偶然地产生了自然杂交种。

在17世纪，在1639年，日本正式断绝了与除中国和荷兰以外的国家的贸易往来。这种自发的自我闭塞使得欧洲对日本愈加着迷。当19世纪50年代日本与西方再度往来的时候，人们对日本的视觉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对日本事物出现了广泛的好奇。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对日本园艺的赞赏。它是一种带有典型的民族风格的艺术形式。随之而来的是对日本美丽的植物的欣喜。这些植物快速地被带到了欧洲。结果，杜鹃花风靡一时，拥有了巨大的市场。
这些当然不是第一批来到欧洲的杜鹃花。在孤立期间，日本保持了与中国的联系。此间，可能是通过唯一能出入日本的佛教徒，杜鹃花开始在中国出现。杜鹃花的罕有和美丽为它赢得了赞誉。中国的园艺鉴赏家们纷纷种植。来访的欧洲人见了也是万分喜欢，想为自己所有。于是他们趁机会地将不多的杜鹃花运往西方。到了欧洲后，这些杜鹃花的渊源和特性就被遗忘或弄混了。人们只知道它们原生在日本。cum，意译为蓝花杜鹃）和牧珂洛娜图姆杜鹃（onatum，意译为白花杜鹃）包含其间。

18世纪，这些杜鹃花在西方大受欢迎。在欧洲气候中，它们的抗寒能力绝对不强。但是这些娇嫩的常绿杜鹃与当时在大房子周围兴建橘园的风尚很是吻合——这种新奇的开花植物为橘园增添了声望。照常地，对稀有而珍贵的东西的兴趣导致了这种植物培育中的竞争意识。人们很快开始尝试培育更优秀的品种。老的品种在花期、花型抗寒能力等发面得到改善。因为在这些过程中，科学方法所用不多，这些杂交的步骤没有被记录下来。可以断定的是这些在当时欧洲出现并为后来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常绿杜鹃原产地都是日本。只有当人们在日本发现特定的野生杜鹃品种时，才能做更精确的陈述。
一些杜鹃花是以种子的形式被带到欧洲的。就像孩子跟父母会有很大差异一样，这些种子与母株也不相一致。直到现代系统性的杂交方式得以建立，人们才看到关于每一新品种培育的清晰可靠的方法。人们试图用归类法来理清自然的大混乱。不可避免的，这个过程常常遇到各种逻辑混乱。也许就是因为其中的一种混乱，常绿杜鹃与落叶杜鹃被混在了一起，用了同一个名称。但是杜鹃花azalea这个名称的广泛使用在林奈（Linnaeus，瑞典植物学家，发明了系统归类法）就已经确定下来。因此林奈对复杂的杜鹃花（Rhododendron）属整理分类的大胆尝试不得不经历一次次的调整。

比起大多数人来，比利时根特的种植者们对杜鹃花分类的怪异之处更了然于心。因为他们除了培育抗寒能力强的落叶杜鹃杂交种外，还在印蒂卡杜鹃（cum，意译为蓝花杜鹃）基础上培育了一系列的常绿杂交杜鹃。这些杜鹃仍被认作是比利时印蒂卡杂交杜鹃。它们抗寒能力不强，很多都不能抵抗霜寒。它们叶片较大，花朵艳丽、硕大，通常重瓣。花色繁多，从鲑鱼红到品红到富丽的紫罗兰色，富于变化。根特杜鹃花的颜色则为黄色、焰红等。这两类杜鹃花都有白色品种。更重要的是，这两类杂交都倾向于培育出拥有考究的完美花型，花朵为重瓣或叠瓣的杜鹃花，以迎合19世纪华丽风尚（这一时期女士的穿着和饰物就是很好的说明）。

在欧洲，这些比利时印蒂卡杜鹃/蓝花杜鹃通常种于室内，在非当令时节常常被人为地促成花期。可以说，它们影响了人们对家居装饰的理念，特别是在圣诞节时。无疑地，这些杜鹃花的发展鼓励了维多利亚时期富足的中产阶级。他们把温室当作全天候的花园，可以与郊外大片的土地相媲美。但是，当这些杜鹃花来到美国南部时，它们能适应当地气候，可以放心地种植于室外。正是因为这一幸运的事实，在19世纪后半叶，一类南部印蒂卡杜鹃/蓝花杜鹃在卡罗莱纳涌现。直到1915年，久留米杜鹃被直接从日本运到加利福尼亚，它是仅有的能在美国室外种植的常绿杜鹃。

19世纪后半叶，欧洲成功地培育了抗寒能力更强的常绿杜鹃。英国在玫红石岩杜鹃（sum amoenum，音译为奥波图苏幕 阿茉努幕杜鹃）基础上培育的杜鹃花有较强的抗寒能力，能在南部郡种植。在荷兰，来自于博斯科普（Boskoop）的布拉奥培育了杂交种布拉奥粉（Blaauw's Pink，音译为布拉奥斯萍珂），至今仍深受欢迎。它有橙红色的花瓣，叠瓣的花朵，被认作是久留米杂交种。

从这个意义上说，久留米杜鹃在西方杜鹃花的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一战期间，在中立国的荷兰， F·M·考斯特（F.M. Koster）发展了大量的久留米杜鹃，特别是大约在1910年从日本运来的希诺德吉丽杜鹃（Hinodegiri）。在众多的红色希诺德吉丽杜鹃（Hinodegiri）之中，有一种紫色杜鹃当时还未被人所知，考斯特把它命名为玛尔发提卡杜鹃（Malvatica）。
考斯特又用这偶获的杂交种与抗寒能力强的卡木普菲日（kaempferi）杜鹃杂交，培育出了一系列抗寒能力强的玛尔发提卡杜鹃（Malvatica）杂交种。当其中一些运到美国的时候，这些杜鹃花马上就深受欢迎。1921年，考斯特离开荷兰，到新泽西的布里奇特镇（Bridgettown）定居。在他离开之前，他把自己培育的很多还未命名的幼苗卖给了在博斯库（Boskoop，荷兰西部城市）的斯·毕·凡内（C.B. van nes）和逊尼斯（Sons）。他们从中培育了很多美丽的杜鹃。Vuyk苗圃也是如此，培育出了福珂玫瑰红（VUYK’S ROSY RED和福珂绯红（VUKY’S SCARLET）。在考斯特离开博斯库后，阿特·福珂（Art Vuyk）开始用紫杜鹃（niceum，音译为凤妮瑟幕杜鹃）、白杜鹃（onatum，音译为睦珂柔娜图幕杜鹃）和卡木普菲日杜鹃（kaempferi）来培育橘色和黄色常绿杜鹃。黄色常绿杜鹃并未被培育出来。

日本在此期间也有类似的发展。在19世纪后半叶，坂本（motozo sakamoto）培育了长在在雾岛山（Mt. Kirishima）山坡上的野生杜鹃幼苗。他死后，另一个园艺家，来自久留米市的次郎（kojiro Akoshi）继续培育这些杜鹃。在1915年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Akoshi展览了其中12株杜鹃花。这些植株稠密低矮，花朵繁多。因为它们适合作为盆景，在日本已经赢得了声誉，但是在西方还不知名。它们引起了轰动。两年不到，一个在加利福尼亚的日本苗圃主Toichi Domoto从日本运进久留米杜鹃再卖出去，贸易就欣欣向荣。然后优秀的植物采集家E·H·威尔逊（E. H. Wilson）参观了久留米市，从Akoshi的杜鹃中选取了五十种不同的品种，带回美国。它们后来被称作威尔逊五十，作为抗寒能力强的花园植物，拓展了常绿杜鹃的地理范围，在美国和欧洲打开了巨大的新领域。

后来，东京杜鹃（Satsuki azalea）也从日本运来。这些杂交种由热心的日本园艺师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培育而来，因此它们原来的亲本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娥略喀普幕杜鹃（R. eriocarpum）、谷牧颇杜鹃（Gumpo azalea）和印蒂卡杜鹃（cum，意译为蓝花杜鹃）像是重要的参与者。因为它们有硕大的花朵，时常有杂色或多色，它们在走红。另外一个走红的原因是它们杂交结果的完全不可预料性，使杂交工作者们的工作像是一种摇轮盘的赌博。
东京杜鹃的发展还在继续，它们的故事也还没有结束。把它们与其它杜鹃花杂交，会产生无限的可能性。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本·莫里森（Ben Morrison）。他是美国农业部植物种植处的主任，该部门位于马里兰的格伦代尔（Glenn Dale）。他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设了大型的杜鹃花培育项目，做了数百种杂交，培养了成千上万棵幼苗。它用了所有可能的母本。东京杜鹃虽然是初来乍到，但是在其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所有培育出来的杜鹃的性状和系谱的记录最后终于出版，书名为《格伦代尔杜鹃》（Glenn Dale Azalea）。大约在1940年，美国的公众首次可以买到这些杜鹃花。它们深受欢迎。格伦代尔项目培育的常绿杜鹃有较大的优质花朵，它们抗寒能力强，能在位于大西洋中部的州种植。它们的花期介于久留米杜鹃和较晚的东京杜鹃之间，刚好能填补这段间隔。

本·莫里森于1956年退职，后定居于密西西比的一个小农场。他继续培育一系列新的被叫做巴克阿克里（Back Acre）的杜鹃花。它们有更出众的颜色和色彩组合。他在晚期工作中已不再注重抗寒能力——他的新居所的海湾气候使他能够致力于培育叶片厚重、花期晚、华丽的杜鹃花。尽管这些杜鹃花只能作为温室品种，欧洲人对它们的到来也是翘首以盼。在20世纪中叶和晚期，还有很多其他的育种者培育出了有意思的常绿杜鹃。
常绿杜鹃花的颜色限于白色、粉色、杂色、深粉和红色。还没有人成功培育出花色为黄色的常绿杜鹃。无疑，人们会在这方面继续探索。落叶杜鹃的花色包括各种黄色、橘色、白色、粉色和红色，但是缺少深紫色来与常绿杜鹃的“蓝色多瑙河”媲美。所以育种者们将在色彩上作进一步的探索、改善和突破。